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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陽明的一生

來源:通化市紀委市監委 發布時間:2016-01-27 09:07 字體顯示:

中華民族漫長的生活歷史,既是從自然世界獲得生活資料、實現民族繁衍并創造了極為豐富多姿的物質文明的歷史,也是在與自然世界的和諧共處之中,實現宇宙本原真理之“道”的洞達,以之為全部價值的基礎性原點,并用之以指導現實生活的公共事務,實現民族的精神世界不斷轉進與開廓、宏大而光明的智慧歷史。凡能基于“道”的深切領悟,能夠通過自己的現實生命過程而把“道”的本原性價值貫徹落實于社會民眾的現實生活,從而使人民精神高尚、生活幸福,實現“道”的根本價值的人,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,就把他們稱為“圣人”。“圣人”是道的領悟者、體現者與實踐者。由“圣人”所構成的“道的傳統”,即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神歷史。不斷追求真理,不斷實現真理的價值,則是這一精神歷史的實質。明代的王陽明就是這樣的一位“圣人”,他用自己短暫的一生,不懈追求真理,發明“本心”,不僅承續了“道的傳統”的智慧生命,而且為明代中葉之后的思想界別開生面,為我們留下了一份極為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。

  王陽明(1472-1529年)名守仁,字伯安,自號“陽明子”,所以人稱“陽明先生”,出生于浙江余姚,后遷居浙江紹興。他的一生雖是短暫的,卻是極為豐富多彩而又艱難曲折的。為概要敘述的方便,我們可以大致把他的一生劃分為幾個主要的生活階段。

  一、從出生到弘治十八年(王陽明34歲前,1472-1505年),這一階段,是王陽明博覽群書、廣泛吸取不同的思想資源,豐富其思想經歷、歷練其處事才能的時期。

  按照史料的記載,12歲之前,王陽明并未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,而是在他的祖父王倫的言傳身教之下得以啟蒙并默誦群籍的。11歲時,因他的父親王華考中狀元,在北京供職,他才隨祖父來到北京,次年在書館就讀。就在12歲時,他即確立了以“讀書做圣人”為“人生第一等事”的志向。這一志向的確立,為他此后全部的人生道路奠定了方向。

  15歲時,他考察居庸關,某種意義上即是他把“圣人”志向付諸實踐的第一次嘗試。他詳細考察了居庸三關的山川地理、道路交通以及關外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,不僅做了詳細記錄,而且結合地理實況給予分析,并試圖把他基于實地考察所提出的防御策略獻給朝廷。在考察期間,他也向少數民族青年學習騎馬射箭,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”。

  16歲他讀到朱熹關于“格物致知”的論述,立即付諸實踐,去“格竹子”,結果使他身體染病,由此而體會到朱熹所說的“格物致知”或許有誤,未必是通往“圣人”境界的坦途,開始對朱熹之說產生懷疑。

  17歲他在南昌結婚,結果卻與道教結緣。而既聞道教養生之說,他便立即付諸實踐。據記載,他此后的道教煉養術也達到相當高的境界。

  此后的十數年中,王陽明一直處于思想與現實的某種糾結之中。他既堅持作為“人生第一等事”的圣人志向,又苦于無法尋找到通往圣人之道的現實途徑。他既出入于佛教道教,對二教思想均有精深領悟,又馳騁于文章辭藝,其詩詞歌賦的成就,足與當時第一流文士相頡頏,同時又精讀兵法,深加研習。他三次參加科舉,直至28歲才進士及第。在工部“觀政”期間,朝廷命他監修威寧伯王越的墳墓,王陽明又把他的軍事知識運用于這一民事工程的管理當中。

  弘治十六年(1503年),王陽明32歲。他自覺反思了自己廣泛的思想閱歷與多方面的實踐經驗,“漸悟仙、釋二氏之非”,重新又回歸到了“圣人之學”這一根本原點。兩年之后,他與湛若水(1466-1560年)一見如故,結為好友,共以發明“圣學”為己任,更堅定了他必為圣人的根本志向。

  二、正德元年至十年(王陽明35歲至44歲,1506-1515年),這一時期,是王陽明經歷極度艱難困苦而最終獲得思想新生的時期,也是“陽明學”創立與早期傳播的時期。

  正德元年,他因為上書得罪了用事太監劉瑾,遭受廷杖之刑,又被貶謫為龍場驛丞(龍場驛在今貴州省修文縣)。經歷了種種艱難險阻之后,王陽明于正德三年春天到達龍場。惡劣的自然環境、極度的物資匱乏、上級官員的凌辱,如此等等,生死之間幾乎命懸一線,把王陽明逼到了生命的絕境。但正是在這種絕境之中,王陽明實現了“絕地重生”,實現了他思想生命的更生,這就是所謂“龍場悟道”。“龍場悟道”的結果,實質上是他的“圣人之志”在特定條件之下的噴然勃發,他真切地體悟到了“心即理”、“圣人之道,吾性俱足”,因此也直接導致他與朱熹“格物致知”之說在思想上的分道揚鑣。與朱熹學說的分離,同時也就是他自己以“本心”為核心理念的心學哲學體系建構的起點。基于“心即理”的體悟,王陽明創立“知行合一”學說,成為他貫徹一生的關于“心即理”的實踐原理。

  正德五年,王陽明離開龍場,升任廬陵縣令,這是他第一次實際管理地方政治事務,也是他“知行合一”思想運用于政務管理并取得實際效用的最初實踐。同年冬天,他離開廬陵,此后經過了五、六年的職務頻繁變動時期,而同時也成為他講學活動相對最為集中的一個階段。“知行合一”這一新學說,隨著王陽明的講學活動,傳遍當時的學術界,產生了極為廣泛的思想影響。

  三、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(1516-1521年,王陽明45歲至50歲),這是王陽明事業發展的巔峰時期,也是他的心學哲學進一步完善而達成體系化建構的圓滿時期。

  正德十一年,朝廷任命王陽明為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、贛、汀、漳等處地方”,他實際所管理的地方,是江西、福建、湖廣、廣東四省交界的廣大區域。在四省邊界地區,長期以來存在著眾多的土匪武裝,山頭林立,四處劫掠,給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極大困擾,成為朝廷的心腹之患。朝廷多次派兵征剿,但收效甚微。王陽明到達贛州之后,旋即投入一系列的具體工作,實地勘察地形、了解道路交通情況、掌握敵人兵力部署以及各山頭之間的相互聯系、己方兵員及其作戰能力、作戰器械的預備等等,在切實掌握各方面具體情況的基礎上,王陽明親自選練民兵,制定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作戰方案,嚴明軍紀,發起了對四省邊界區域三次大規模的戰役,即“漳南之役”、“橫水桶岡之役”、“浰頭之役”,在不到二年的時間內,徹底清除了四省邊界廣大地區的匪患。每次戰爭結束之后,王陽明都親自部署戰后民眾的生產與生活秩序的恢復重建工作,并為未來考慮,設立新的行政區,強化政教,更革人心,以期收到長治久安之效。如“橫水桶岡之役”結束之后在江西設立崇義縣、“浰頭之役”結束之后在廣東設立和平縣,這兩個縣至今也仍然是縣級行政區。

  正德十四年,寧王朱宸濠謀反。事發時,王陽明正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處置地方事務而路過南昌。在極為急促倉皇的情況之下,王陽明迅速擺脫了朱宸濠的追兵,審時度勢,迅速重新結集軍隊,制定了各種離間、攻心、實戰之策,最終與朱宸濠在鄱陽湖決戰,活捉朱宸濠。朱宸濠自起兵謀反到被生擒,不過40天;王陽明自開始發起平叛戰爭到全面結束,不過10天。“以萬余烏合之兵,而破強寇十萬之眾”,不僅改寫了明朝的政治歷史,也創造了軍事上的奇跡。

  但連續的軍事上的曠世奇功并沒有給王陽明帶來個人的富貴利祿,尤其在平定朱宸濠的謀反之后,王陽明反而因此而遭受了種種誣陷與誹謗。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,王陽明實現了其思想世界的再度飛躍。正德十五年,王陽明提出“致良知”說,進一步發展完善了他的心學哲學。

  四、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一月(1522-1529年,王陽明51歲至57歲),這是王陽明生命中的最后七年,既是他的“致良知”學說獲得廣泛傳播的時期,也是他為國家人民利益而鞠躬盡瘁的最后階段。

  平定朱宸濠叛亂之后,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,王陽明忍辱負重,動心忍性,以非凡的智慧與皇帝朱厚照及其周圍群小進行抗爭,終于促成正德十五年閏八月朱厚照車駕返京,“御駕親征”的鬧劇由此落幕,而王陽明則仍留江西,繼續處置地方善后事宜,盡快恢復當地民眾的生活秩序。正德十六年三月,朱厚照駕崩,世宗即位。六月,王陽明應詔進京覲見嘉靖皇帝,但行至半道,又得到詔書謂不必進京,王陽明遂回到紹興與家人團聚。

  事實上,雖然朱宸濠已經被誅,皇帝朱厚照已經去世,他周圍的群小在嘉靖帝即位后也已經得到了處置,但權臣對王陽明的誣陷誹謗并未消除,他仍然蒙受著不白之冤。王陽明回到家鄉之后,他也因此而被朝廷“懸置”了起來,實際上即是“賦閑”在家。但王陽明不以為意,在此后的六年之中,他專注于講學,宣講他的“致良知”說,給整個學術界帶來了極大震動,而隨著“良知說”的迅速傳播,“陽明心學”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的整體格局及其發展方向。

  嘉靖六年,朝廷忽又詔書數下,命王陽明為兩廣總督,前往廣西思恩、田州平定“叛亂”。王陽明到廣西后,經過了解實情,思、田并不存在“叛亂”事實,便將思、田事務和平解決了。而此同時,王陽明實地了解到,在八寨、斷藤峽一帶所存在的大量地方武裝,倒是將來必為朝廷心腹之患,他運奇設謀,發起對八寨、斷藤峽的征剿,不數月間,即迅速蕩滅了兩地的地方武裝。

  但此同時,他向來原本并不強健的身體,卻因長期的軍旅生涯以及兩廣的暑熱而終致舊疾復發,這時已經非常虛弱了。他不斷地向朝廷上書,希望朝廷能夠派員來接替他的兩廣巡撫之職,完成公務交接,他可以回家安心調養身體。但事實是,他的全部上書都被朝中權臣扣留了,他因此而耽誤了治病的良機,終至不起。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(1529年1月9日),王陽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地名“青龍鋪”的地方,享年五十七歲。臨終之際,時任南安府推官的門人周積詢問遺言,陽明曰:“此心光明,亦復何言!”

  即便人生百年,于天地之間,也只如白駒過隙而已。王陽明的五十七年生命,固然是短暫的,卻也是永恒的。他從十二歲開始立下必為圣人之志,中間雖經百死千難,此志卻堅不可摧,圣人的信念支撐起了他全部的生命大廈,他終究能以光明峻偉的人格、表里澄澈的心靈,偉岸挺立于天地之間,而得其思想生命的永恒。他集“心學”之大成,創立了獨特的心學哲學體系,以“心即理”為根本的理論基礎,以“知行合一”為現實的實踐方式,以“致良知”于事事物物、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而實現“天下萬物一體之仁”為極致,致廣大而盡精微,極高明而道中庸,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思想智慧。他的全部“事功”都可隨時間的推移與時代的轉換而煙消云散,而他的思想卻歷久彌新。王陽明去世之后,他的學說不脛而走,不僅遍滿宇內,而且流播域外,對日本、韓國等地都產生了重要影響,王陽明也因此而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哲學家。毫無疑問,他的思想學說,在今天仍然有其重要作用,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值得汲取的思想資源,仍能發揮其提攜人心向上、涵養高尚人格的重要作用。(董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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